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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法善治”的傳統進路與歷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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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謝紅星  發布時間:2020-04-09 09:03:47 打印 字號: | |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乃善治之前提。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經歷過無數次的滄桑巨變,但始終保持著國家與法制發展的穩定性、連續性,并且不斷地走向文明與進步,積累了豐富的關于“良法善治”的歷史經驗,構成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推動良法善治的有益的本土資源。

          以禮節儀式激發人的守法情感

          “良法善治”的傳統進路,肇始于商周時代“禮刑體系”之治理。禮化為法,刑起于兵,古代中國的法律,最早即是沿著這兩條路徑而產生,而商周“禮刑體系”亦以禮和刑為法律體系之主要構成,習俗和先例是禮、刑的主要存在形態。商周禮制總結長期以來形成的習慣和風俗,通過吉禮、兇禮、賓禮、軍禮、嘉禮等一整套細膩的儀式規范,規定各階層必須履行的儀式義務,并以懲戒性的刑罰規范為保證,強制各階層尤其貴族階層履行繁瑣的禮節儀式,從中激發其守法情感,養成守法習慣,強化身份認同,使各階層認識自我角色,承擔自我責任,實現自我價值,進而鞏固“親親”“尊尊”的宗法等級秩序。商周刑書“以刑統罪”“以刑統例”,其以刑罰為目,將相應的先例附于其后,通過“以刑統例”,部分實現“以刑統罪”,刑事審判實踐允許比附,“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尚書·呂刑》),根據先例、案情、當事人身份等因素議定個案罪刑,并不由刑書事先明確規定。商周時代,法在禮中,出禮入刑,“議事以制,不為刑辟”,立法和司法過程中注重經驗理性,強調根據個案的具體情況靈活地處理每一案件,其法律經常不是表現為規范性法律文件,不是寫在成文法典中的具體條文,而是來自并表現為長期形成的習慣和風俗,體現為對具體事件的處理及由此形成的先例,這是中國傳統法律體系的原生形態,亦是華夏文明“良法善治”之歷史起點。

          通過成文法典實現劃一治理

          “禮刑體系”于春秋戰國時代解體,“鑄刑書”是“禮刑體系”解體的標志性事件。自戰國至唐宋,是為“律令體系”治理之時代?!奥闪铙w系”時代,中央集權帝國的劃一治理需要、兵刑錢谷等行政事務的日益復雜化和專門化、從“禮治”到“法治”治理模式的轉換,皆產生對成文法的大量需求。同時,成文法體系化的內部動力、律學的發展和立法技術的提高,以及官僚制度的發展需要,又使得法典化運動于成文法體系內部興起,最終促成了門類齊全、內容完備、體例嚴謹的規范化法典之產生。三國曹魏《新律》首次真正具有了法典所獨有之整體性、系統性和概括性,在中國法律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之后,晉律以空前簡約之面貌橫空出世,其以更完整之總則統率全體律篇,律典渾然一體,表現出強烈的整體意識,更可謂一種系統化、整體性的成熟法典。晉令將漢魏之令進行再編排、再整合,匯編而成一部統一的令典,在歷史上第一次展示出令典之統一性和整體性,其匯眾令于一體,通過對令文的概括和抽象、對篇章內容的高度濃縮,以簡約之令條,層層遞進、緊密相連之篇章,承載和容納國家基本制度,是為獨立而成、自具體系之全新令典。唐代繼承魏晉以來法典化之成果,繼續完善律典、令典,構建起更為完整、一致、協調的“律令體系”。唐“律令體系”以律典和令典為主要構成,包容格、式等法律形式。唐律正刑定罪,在條款的設置上體現“詳略結合”的特點,呈現出化繁為簡之面目,內容詳備的條款為法定刑省略的簡易條款提供了參照和援引的前提,再輔之以注、疏議等解釋,使形式更為簡練,內容卻更為豐富全面;唐令、式相輔相成,皆從正面規定國家各項制度;唐格為制敕之刪輯,用來修改律、令、式的規定,可謂律令的補充和追加。藉由中央集權帝國的歷史慣性和劃一治理需要,以律學的發展提升和成文法的自我完善為基礎,華夏文明“良法善治”從“禮刑體系”過渡到“律令體系”,形成以律典、令典為基本法典,律令格式渾然一體,滲透了儒家禮教綱常的法律體系,締造出大唐帝國的不朽盛世與“律令制國家”,是為中華法系之定型、東亞文化之要領。

          執經達權以求至善

          自唐中期以來,成文法典的固有缺陷日益顯現,它過于簡要且長期穩定的法典無法滿足快速而劇烈的社會變遷對法律的需求,其地位和實際作用呈現出相對下降的趨勢,立法者一反魏晉以來之法典化趨勢,不再片面追求法典形式上的完美和法律體系的嚴謹一致,不再排斥先例的運用,格后敕、編敕等單行法和先例地位上升,相當程度上改變了成文法典定于一尊的格局,“律令體系”由此發生了重要的嬗變。元代“棄律用格例”,廢棄了魏晉以來以律令為核心的法典傳統,既不制律,亦不定令,“律令體系”可謂至此解體,各種法律形式散亂而龐雜,但元王朝亦開始了將各種法律形式重新體系化的努力,其將宋代以來各種法律形式大致整合為刑事類的“斷例”和非刑事類的“條格”,并呈現出“例化”之特點。延續元王朝將各種法律形式重新體系化的努力,明清王朝恢復了成文法典傳統,制定了律典、令典和會典等成文法典,同時逐漸發展起以條例、則例、事例為主的例的體系,形成了典為綱、例為目,成文法與先例相混合、互為補充、相互轉化的“典例體系”。延續唐中期以來傳統法律體系整體演變之趨勢,吸收元代“例化”之經驗,華夏文明“良法善治”從“律令體系”升華為“典例體系”,通過“常經之法”與“權宜之法”之間的權衡,實現情理法一致、秩序圓融和諧,求得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相統一的至善之治。

          構建法德相容典例互補的法治體系

          良法是實現善治的前提,良法是指對社會發展起積極推進作用之法,是兼具真、善、美品格之法。良法之“真”,指法的內容合規律性。良法之“善”,指法的價值合目的性。良法之“美”,指法的形式合科學性。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應當是良法善治,良法蘊含的價值必須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一致,與社會主流的道德標準一致,進而借用道德化的法律程序激發公眾的守法情感,凸顯違法行為不道德性和受譴責性,增強守法自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應高度重視成文法典的制定,亦不可忽視單行法之完善;既堅持固有的成文法傳統,以科學立法引導執法司法,又重視進一步發揮指導性案例的實際效用,以規范、嚴謹、公正之司法先例輔佐成文法之實施,形成一個以法典為統率,單行法、先例為輔佐,法典、單行法、先例相輔相成、相互轉化的法治體系。以良法善治為追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需要在經驗理性與邏輯理性、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法條繁多與簡要、法律穩定性與靈活性之間不斷做出選擇和進行調適。既不宜法條過于繁多而體系龐雜,也不宜過于簡要抽象而不利于適用;既不宜過分強調穩定而無法跟上改革步伐,也不宜變動過于頻繁而令人無所適從;既要堅守形式和程序的正義,更要通過程序正義實現實質正義;既須強調理性建構,也要重視經驗的總結。

          古代中國的國家與法制文明,經歷了一個不斷演進的歷史進程。雖說自秦漢以降,中央集權帝國基本奠定成型,西漢中期之后,儒學從此被樹立為官方正統思想。但是,中央集權帝國的內部治理如何更加卓有成效,儒學如何更好地融入到中央集權帝國的治理體系中去,法律體系如何才能變得更加嚴謹、科學、實用,兼具穩定性和靈活性,仍需要在實踐中繼續思考、探索和完善。從“禮刑體系”“律令體系”到“典例體系”,從“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到“條章備舉,何為更須作例”,再到“律者,常經也。條例者,一時之權宜也”,華夏先賢探索大國“良法善治”的歷史軌跡,給今人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歷史資源和想象空間。

         
        來源:中國法院網
        責任編輯:董楊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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